1905年1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横河韩家湾的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李鑫与叔父李碧均为秀才,李公达9岁后进入其父主办的乡村学堂学习,直至高小毕业。 1917年他到北京随叔父生活,翌年秋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24年以品学兼优获得免学、宿费升入南开大学。 1928年夏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成绩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逐步形成了“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信念。 毕业后,李公达到沈阳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员,不久到同泽男中担任理科主任,除讲授高中理科课程外,并筹建了相应的实验室。 同期还应张学良将军之邀请,任其子女的家庭教师。
1931年9月,由张学良将军资助,远渡重洋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翌年夏,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其后继续在该院攻读博士,师从美国著名学者J.契普曼(Chipman)教授,1935年冬获冶金工程博士学位。 1935年末,李公达学成回国,任北洋大学教授,一年后,兼任矿冶系主任。 在校期间,除讲授高年级冶金课程外,还筹建了冶金实验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公达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矿冶专门委员,参加筹建位于湖南湘潭的中央钢铁厂;1938年春,调任经济部矿冶研究所技正。 同年秋,由于战局紧迫,李公达随所内迁入川,主持协和炼铁厂的规划设计工作。 1939年5月,他应友人张锡羊之邀,任新威矿冶公司总工程师兼威远铁厂厂长,着力于矿山、炼焦、耐火材料和炼铁高炉的恢复工作。 1941年春李公达赴重庆,受聘于中国兴业公司,担任炼铁厂厂长;1943~1944年,兼任陵江铁厂工作。
1944年3月,他任资源委员会资渝钢铁厂资和炼铁厂厂长;同年冬,兼任重庆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制造处顾问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达受经济部派遣,以华北特派员办公处专门委员身份参加接收石景山钢铁厂;1946年初,转任华北钢铁公司天津钢厂经理,直至1949年1月。
1949年初,平津解放后,李公达曾先后担任天津钢厂、石景山钢铁厂经理。 他深入实际,依靠工人和技术人员,使这些工厂得以迅速恢复生产。
1950年2月,他参与组建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随后担任该局计划处处长,负责中国(不含鞍山钢铁公司)钢铁工业的计划和统计工作;1952年调任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常年深入现场,指导各厂高炉大修与开炉,并积极推广新技术和先进经验。 1953年,他组织筹备了中国届高炉炼铁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炼铁原料和燃料、高炉技术操作、生产技术管理、炼铁技术指标等问题,并通过了《中国届高炉会议决议案》。 这次会议对推动当时的高炉生产技术指出了发展方向。 1958年李公达任冶金工业部钢铁司炼铁处处长;同年9月兼任钢铁研究院炼铁研究室主任,从此他以很大精力投入到攀枝花矿冶炼和综合利用的科研和组织工作中,为开发大西南,建设内地钢铁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先后被选为中国金属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二届副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3月4日含冤病逝于北京。 硫磺是军火生产的主要原料,抗日战争初期,四川硫磺都是土法生产,硫回收率仅50%。
为改进硫磺生产,李公达于1938年偕同技士刘树人等调查了四川硫磺生产情况,发现土法炼硫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蒸馏罐壁渗漏,随即设计建造了一座改良土窑进行试验,结果回收率提高到75%以上。 抗日战争前,重庆原有钢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炼铁设备均为土高炉,只能生产白口铁。 1941年,李公达担任中国兴业公司炼铁厂厂长。
该厂有30吨炼铁炉一座,1941年秋建成,年底开炉,他亲临现场指挥和调度,与工人一起昼夜奋战,高炉顺利出铁,直至1943年夏方停炉修理,连续生产达19个月之久,共生产高硅生铁8000余吨,产量质量均佳,当时在重庆地区颇负盛誉。 当地很多炼铁厂如陵江铁厂、大昌铁厂等纷纷聘他前去指导,他都热情给予支持,遂兼任陵江铁厂工作,并为大昌铁厂改造了高炉。
在指导一个铁厂的高炉开炉时,正当春节,他竟离家月余而无音信,置全家过年于不顾。 推行炼铁新技术和防治炉瘤 平津解放,李公达先后担任天津钢厂和石景山钢铁厂经理。 石景山钢铁厂1号高炉恢复时,他大胆建议不经拆修即行复风,不仅加快了复工速度,而且节省了大量资金。
天津钢厂平炉捣筑炉底,过去至少需一个星期以上,他和工人一起,只用一个昼夜筑好了,而且不翻起,很耐用。 李公达任钢铁工业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副处长期间,他不辞劳苦,常年奔走于各钢铁企业,热心指导各厂加强技术管理和积极推广新技术,如“原料管理”、“炉顶调剂”、“采用旋转炉顶”、“蒸汽鼓风”、以及“采用新型耐火材料”等。 他反复强调加强原料管理对高炉工作的重要性,在各厂推行原料混匀和粒度分级;同时,在有条件的工厂,大量生产优质自熔性烧结矿,增加入炉炉料的“熟料比”。
他亲自参加石景山、本溪、太原、重庆等钢铁厂的大修工作,对各厂大修设计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意见,并指导各厂推广高炉快速大修先进技术和经验,采用机械化操作,使一般高炉大修时间从3个月以上缩短到30天左右,同时由于大修质量提高,也延长了高炉寿命。 他十分重视延长高炉寿命,认为国内高炉寿命短,与施工质量、操作维护以及炉缸、炉底结构有关。 在高炉冶炼方面,他提倡重点采用“高风温”、“高压炉顶”、“调节鼓风湿度”、“强化冶炼”等新技术和措施,为高炉增加产量,降低焦比起了重大作用。 他还积极倡导“试验与推广喷吹燃料新技术”,并着重指出“喷吹煤粉试验有普遍推广以节约焦炭的重大意义”。
他还认为,“使用廉价低纯度(88%左右)氧气是高炉增产的办法”,应“结合喷吹燃料试验,摸清这项新技术的效果”。 实践证明他所倡导的这些技术思想和新技术,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十分有远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炉“结瘤”事故频繁,对炼铁生产是极大的威胁。 常常哪里有炉瘤事故发生,他星夜奔赴到哪里。 为使中国“炉瘤”事故损失逐年减少作出很大贡献。 在下厂指导处理“炉瘤”事故中,他常常身先士卒,日以继夜地奋战在炉旁,深受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的敬佩。